英国经济学家预测：黑石将从纽约证交所退市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经典名著《投机狂潮》的作者爱德华・查斯勒(Edward Chancellor)，于2007年6月在专业投资杂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专栏“无效的市场”中，发表了一封杜撰的施瓦茨曼写给广大股东的信，信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6月1日。
“各位亲爱的股东：
我代表本集团全体基金管理人，荣幸的提议，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所有流通股股份，此条件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持有的股份。考虑到目前本公司股价，此收购方案保障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此收购计划完成后，黑市集团将从纽约证交所退市。
“上市5年来，本公司的业务开展因环境变化而殊为不易，致使众多早期股票持有者如今损失惨重。尽管我们自身对此存在应承担的责任，但黑市股价的大幅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结果。
“回首这段艰难的日子，我们的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归因如下：宏观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信贷市场非正常波动，并购行业面临的日益严苛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等等，共同铸成了如今被称为‘私人股权泡沫’的结局。接下来我将逐一分析。”
大师的想象力固然丰富，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查斯勒先生虚构这封耸人听闻的信是在莫须有的“恶搞”――这位“善搞”的作家因为在1999年出版的《投机狂潮》一书和专栏中准确预言了高科技泡沫的破灭，而获得2000年哈罗德・温科特(Harold Wincott)年度财经报道奖。也是这位仁兄，在其2005年2月出版的《信贷巅峰时刻》(Crunch Time for Credit)一书中预言，美国和英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非常脆弱”，可能因利率上调而崩溃，届时借款方会遭受损失，大量不良贷款使得贷款方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终将引发信贷危机，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引发全面的银行危机。
两年之后的2007年，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爆发，查斯勒又不幸言中。
在上述信件中，查斯勒借由施瓦茨曼之口，以自己的专业判断为基础，煞有介事地为黑石的失败做了如下铺垫：
“1.宏观经济恶化：多数经济学家今天(2012年)认为，新一届克林顿(应是指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政府决定由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施行惩罚性关税，是一个关键性转折点。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到20年来的高点，因亚洲的储蓄停止转化为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美国国内名义利率及实质利率飙升。资产价格上涨对黑石的长期资产业务，尤其是房地产业务打击甚大。
“2.信贷市场危机：近几年信贷市场剧烈波动，在并购热潮中，杠杆收购所需的低成本贷款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贷市场层出不穷的所谓‘金融创新’的功劳。在那段狂热的时期，对冲基金在杠杆借贷融资上胃口很大，它们以债权作抵押，发行大量债券。整个市场未经历过大衰退的洗礼，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许多信贷型对冲基金破产。从此，评级机构调低对债务抵押债券(CDO)的评级，结果证券市场降温。商业银行也因为在杠杆收购中提供过桥贷款遭受损失，而对私人股权基金心存戒备。我担心，今天信用紧缩和杠杆贷款风险溢价高企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
“3.反并购投资(Buyout)浪潮：2007年PE行业高速增长时，美国和欧洲爆发了反PE的公众性风潮，为此我们在华盛顿成立了‘私人股权委员会’向公众做解释工作，我本人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媒体做相关宣讲。但自2007年两项税率调整政策出台，行业赢利能力大减，我们的努力被抵消了。丹麦、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纷纷取消杠杆收购中的利息税抵扣，尽管美国没有效仿，但美国国内税收部门成功提高了对PE‘附股权益’的税率。
“在经济衰退时，随着几宗大型杠杆收购的失败，反并购投资情绪更加高涨。参议院听证会介入对几家PE基金的调查，几家养老基金遭受损失使得联邦法律作出禁止公共养老金介入杠杆投资的规定，对于黑石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公共养老金占黑石基金总额约的40%。
“4.‘私人股权泡沫’：这是包括黑石在内的整个并购投资行业必须面对目前的困境，在我们上市的2007年，Buyout还回报丰厚，因为那几年企业估值和其赢利能力正处于正循环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因此而过于自信了。太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机会，我们募集一只又一只大型基金，然后快速地把钱花出去。在收购狂潮中，你不得不如此，大家都难以克制投资冲动。我们在企业赢利水平处于周期性高点的时候，以高价购买来太多的公司，考虑到几个月之后我们又可以将之转手，我们的行为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但接下来，企业估值大幅下降，杠杆收购的退出也更困难。近年来股市降温，上市难度加大，许多PE被超大型并购项目所套牢。PE公司购买了很多周期性行业的公司，其间堆积了大量债务，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仍然向好，这些投资的回报当然是丰厚的，但情况却并非如此。
“尽管PE行业的黄金时代不再，我仍然相信机遇永存，但我们传统的‘先杠杆收购再转手’的业务模式必须改变了。”
最后，查斯勒解释了自己大胆设想黑石将于5年后提议回购所有流通股的理由：因为上市后，来自披露义务、股民、第三方机构等的压力，妨碍了黑石保持长线投资所需的专著力，比如流通股股东对投票权等的要求，使黑石不堪其扰又无法接受。 相关新闻： 黑石是如何炼成的
“支持系统”
施瓦茨曼备受非议的豪华生日晚宴前几周，在他出席的一次宴会上，当所有的宾客都簇拥在主人德国名模克劳迪亚・希弗(Claudia Schiffer)身边合影时，施瓦茨曼却在一旁向一名记者解释私人股权投资对经济的好处。“三句话不离本行是典型的施瓦茨曼风格，他非常专注，所以他能领导黑石成为业界第一。”美国《财富》杂志评价说。
但施瓦茨曼却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幸运。他说：“没有人仅凭自己就可以成功，你需要人帮你，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去帮助人们成功，我很幸运能碰上这样的人。”
整个PE行业的历史不长，它肇始于1980年代，短短20多年内，由最初不起眼的“非主流投资方式”(alternative investment)，发展成为今天对全球金融和产业最具支配力的一个行业。惊人的赢利能力不仅使PE们自身富可敌国，可以动辄撬动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对巨型企业展开友好或敌意的并购，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基金拜倒在它们的石榴裙下。
自创始以来的22年里，黑石的年均收益增长率达到30.8%，人均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亿美元。如今，黑石拥有52名合伙人和750名雇员，控制着47家公司，每年有超过850亿美元的收入。2006年，它还力压KKR和凯雷，被《财富》评为全球最大的PE。
与华尔街历史上众多靠坚持和打拼赢得巨大财富和至高地位的杰出人物无异，黑石“泥鳅变龙王”的奇迹背后，是施瓦茨曼传奇式的奋斗史。
施瓦茨曼生于纽约郊外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1965年考入耶鲁大学，和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同住在达文波特学院的一个宿舍楼里，他与布什都加入了著名的社团组织“骷髅会”。据说两人的关系至今还很紧密，施瓦茨曼把他与布什的合影挂在家中的显眼位置。1969年，施瓦茨曼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商学院读MBA。在哈佛，施瓦茨曼留给同学的印象是：周身蕴含着动力、自信、雄心、诚信和创造事业以及希望凌驾一切的巨大欲望。毕业后，他被投资银行Donaldson，Lufkin&Jenrette的联合创始人唐纳森(Bill Donaldson)相中，放弃从军的机会加入该投资银行。唐纳森后来曾一度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作为施瓦茨曼挚友的他，也成为黑石的重要人脉之一。之后，施瓦茨曼跳槽到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那里“扮演着一名士兵的角色”，31岁时升为公司合伙人。他的才干得到公司主席彼得森的赏识，这使他日后有机会大展宏图。
彼得森是美国政界的名人，1970年加入尼克松政府班底，成为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后调任商务部部长。1973年他受邀出任雷曼兄弟掌门人，1983年雷曼副主席格鲁克斯曼迫使彼得森提前退休。两年之后，担任公司并购委员会主席的施瓦茨曼决定卖掉股份离开雷曼兄弟。“我不喜欢看到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你会发现人有压力时会比没压力时迟钝，我决定不在那里跟他们浪费时间了。”施瓦茨曼回忆道。
彼得森和施瓦茨曼决定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各拿出20万美元，取各自名字的母语之意(Schwarz在德文中Schwarz是黑色的意思；Peterson在希腊文中原意是岩石)，于1985年创立了黑石(Blackstone)。“这是我们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我们知道黑石的意思，但别人都猜不出。”施瓦茨曼说。
万事开头难
在耶鲁大学上学时，施瓦茨曼曾有一次对低年级学生讲授金融学的实习机会，他雄心勃勃的邀请了金融界的一些顶尖人物做演讲嘉宾，第一堂课他感觉良好地对学生说，这是一门自由度很高的课程，相信大家将会在此度过一个愉快的学期。末了他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人提问，有1/3的学生起身离开了。“那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遭遇，的确，万事开头难。”施瓦茨曼说，“但如果坚持下来，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这样的历程似乎成为施瓦茨曼生活中的一种定式。一开始信心满满的为自己设定一个近乎完美的目标，在施行中遭受打击，然后是坚忍不拔的坚持，直至找到通往目标的路径。“除了伟大的理想，当时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么微不足道。”施瓦茨曼如今把这句话放到了黑石的网站上。
刚创建黑石时，彼得森和施瓦茨曼全然没意识到风险，他们信心爆棚地把几个商业方案拼凑在一起，构成三项业务：一是做市场调查；二是公司并购业务，即今天的PE业务；三是投资银行业务。
黑石创业者们把能记得的所有以前的客户和伙伴的资料收集起来，然后给他们写信，告知黑石现在在做什么，请与黑石联系云云。然后施瓦茨曼连续几天坐在办公室里等候电话或呼机响起，结果是“nothing happened”。施瓦茨曼至今还记得那段时期晚上回家，妻子问他“你今天工作怎么样？”他都没勇气说“谁也没回信，我干坐了一天，很糟糕”。
随后，他从名单中挑出几个人直接打电话过去，也吃了闭门羹。“给那些根本不想和你说话的人打电话，请求他们雇请你，是件很无聊的工作。”施瓦茨曼回忆说，“实际上，创业时很多事是别无选择的，你想有所成就，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打击。”
在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之后，黑石终于赢得了一单5万美元的生意，得以维持公司的运作。此后黑石决定效仿KKR专注于并购业务。今天风光无限的PE巨人起步时非常艰难，施瓦茨曼说，“刚开始做PE业务时，我们从事的大宗并购业务在投资界被称作是试验，因为之前都只有大公司才能做这种业务，而我们是家只有75名员工的小公司。只有不到1%的基金愿意投钱给我们。”据说先后有488个潜在的投资者拒绝了黑石的募资申请。
在2005年11月的黑石20周年庆典上，彼得森和施瓦茨曼也讲起过募集第一只基金时的艰难，他们当时对一位日本投资人许诺，黑石将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展开投资活动，于是日本投资人反问到：“这么说我将同时在三个大洲亏钱？”
那是“最令人难堪”的时刻，但令施瓦茨曼感到幸运的是，有一天，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副总裁加内特・基斯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后者边吃三文治边说：“给你们1亿美元吧。”
正是这笔钱令黑石得以继续从通用电气、大都会人寿、日本日兴证券等31个投资人那里获得投资，黑石第一只8.5亿美元的基金募集成功。后来，黑石再没为募资伤过脑筋。在各大母基金投资人眼里，回报率常年保持在30%以上的黑石简直就是“印钞机”。“只要你能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让他们赚回更多的钱，他们就会主动来找你。”施瓦茨曼说，“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改变了环境。”
黄金搭档
如今已经大行其道的PE并购业务，在施瓦茨曼眼里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基金的钱和从商业银行系统借到的钱先买入一家公司，然后花力气提高它的业绩，注入现金流，提高员工待遇，扩大员工规模等等，5年之后再把它卖掉。
“我们每次要买一个公司时就从这些基金里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到交易的总资金结构里，一般是20%或25%的比例，剩下的80%从银行借贷。”施瓦茨曼说，“我们买来公司后，便引进专家到公司的相关领域，提高执行力，使工人享受他们的工作，这就是能让公司效率更高的方法。我们坐下来跟工人们谈话，问他们计划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我们为管理者提供奖金和股权，使他们与我们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每个人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赢’。”
到明年，82岁的彼得森将从黑石正式退休，他与施瓦茨曼这对“忘年交黄金搭档”联合演绎的传奇将告一段落。对于两人完美的合作，《财富》有一段精彩的评述：“从一开始，黑石成就的每一项辉煌都是两者并肩战斗的成果。两个人相差20岁，原来是上下级，如今是合伙人。一人‘主内’，一人‘主外’，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老谋深算的彼得森在金融界及政界浓厚的人脉资源和游刃有余的外交手腕是黑石的‘润滑剂’，年富力强的施瓦茨曼，其坚忍的毅力和充沛精力则是这部庞大生财机器得以顺利运转的‘发动机’。”
彼得森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与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基辛格、美国国际集团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等众多政界和商界要人交往颇深，2000年到2004年间，他担任美联储最有权势的纽约分行行长，他是格林斯潘的高尔夫球友，目前还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和国际经济学协会的创始主席。在他的影响下，施瓦茨曼也广泛参与社交活动，身上的头衔甚至包括公共图书馆、芭蕾舞团、电影协会等各类组织的理事。当然，施瓦茨曼真正的天赋是他独到的投资眼光、时机把握能力和出手胆略。
采访过施瓦茨曼的一位《财富》记者说，施瓦茨曼盯着你的时候，仿佛能够钻入你的内心，也许这应该归因于他早年在耶鲁大学修的心理学专业。“我最大的职责其实是尽力猜透人的心理，”施瓦茨曼说，“我需要了解人们行事的动机。” 黑石集团CEO：这个行业第二名没有战利品
这个行业的第二名没有战利品
访黑石集团CEO史蒂夫・施瓦茨曼
PE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这个世界有很多钱，你能胜出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有更好的竞争力，更好的策略，使你捷足先登。如果你不能花一笔钱去买下一家公司，你就不能得到任何公司
PE行业里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风格，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谦逊平和，但他们其实都是很有野心的人。没人喜欢跟好斗的人交往；但在金融界，要想成功，你确实需要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如果你没有激情，就像是自动放弃，别人就会超过你，也不会传球给你，你就落后了，而第二名是没有战利品的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功之道，有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实实在在的真理。所以当你在想自己一生想要从事什么职业时，你要一开始就选那种能刻在你的墓碑上的职业
生活中充满了你预料不到的事，关键是要乐观地想问题，并且愿意接受拒绝。在美国，你可能被拒绝很多次才会成功
《商务周刊》：一些报道说您非常好斗，只喜欢赢，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要做PE这一行是不是必须要具备好斗的性格？
施瓦茨曼：是的，在媒体报道里，人们常说我跟别人竞争时好斗，具有攻击性。我确实喜欢赢的感觉，是个生来就喜欢赢的人。金融界里的赢跟平常所说的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能花一笔钱去买下一家公司，你就不能得到任何公司，这就不是赢。赢包括以你认为合适的价格买进一家公司，实际上PE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金融是商品，商品就牵涉到钱，这个世界有很多钱，你能胜出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有更好的竞争力，更好的策略，使你捷足先登。你要说服能为你团队增加价值的人加入，这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很重要。你永远不能假设你是唯一一个能做这笔生意的人。它不是个被动的生意，也不是随意发生的生意。你会发现在PE行业里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风格，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谦逊平和，但他们其实都是很有野心的人。如果你要问我，做这一行是否需要具备好斗的性格，我会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需要好斗，实际上也没人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但是在金融界，要想成功，你确实需要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如果你没有激情，就像是自动放弃，别人就会超过你，也不会传球给你，你就落后了，而第二名是没有战利品的。我很想说，我很高兴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超级有激情的人一起共事，我们才能有今天。要知道，我们后面可有一大群人在虎视眈眈的奋力追赶，这是现实。
《商务周刊》：您今年60岁，依然动力十足，您是从何时开始喜欢上这个行业的？您有没有退休计划？
施瓦茨曼：这个问题(指退休计划)我妻子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问一次，虽然她现在问的少了，因为我真的喜欢并且享受我现在的工作，我还没打算退休。你知道，每个人工作都有不同的目标，从事我们这行的人更是有很多追求。当我开始工作时身无分文，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有1300美元，后来我把这些钱都花掉了，用来向我妻子求婚和订婚宴。我后来想为什么不存起来100块呢？而是傻乎乎的为你所爱的人都花光，身无分文，这就是我开始工作时的状态，听起来确实很傻。
人们开始工作一般都是因为缺钱，你需要照顾家庭，还要出去旅行，所有这些都需要钱来支撑。当你开始工作后，你会发现一些事情变得难以想象，那就是你不能把应该做好的事做好。在一些天赋能胜任的工作上我们游刃有余，享受工作的快乐，有些则相反。对我来说，从事金融业是很神奇很美妙的事，是一所要用一生来学习的大学。我对金融这件事了解很多，但现在我来到中国，也一直在学习中国人怎么做生意。在印度，我也会这么做，到欧洲也如此。不管到哪里，我都从当地的人们那里学习。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功之道，有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实实在在的真理。
所以当你在想自己一生想要从事什么职业时，你要一开始就选那种能刻在你的墓碑上的职业。世界在变化，你也在变化，你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某项工作，你要有勇气说我要试试其他的工作。当你尝试后，你可能会发现情况在好转，你可能还会再换到其他工作，直到你找到你真正适合的为你量身打造的那个职业。一旦你找到了，你就会喜欢上，这跟挣钱多少并不相关。挣最多的钱并不等于做你最喜欢做的工作。如果你能确定并且深刻地体会到你爱某项工作，你会为它激情澎湃，你一天18个小时都在做这项工作，因为你就是喜欢，这就是那些能挣很多钱的人不会停止的原因。他们就是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着迷，并有创造性。
《商务周刊》：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施瓦茨曼：我想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要勇敢地说，在你这么问之前我还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人们说起这事时会很敏感。我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在5年前去世了，他跟沃伦・巴菲特长得非常像。我的母亲有些咄咄逼人，我很幸运地继承了他们身上的优点。
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你并想帮你，我很幸运，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我21岁在耶鲁大学时遇到一位金融业人士，他后来雇用了我，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我对金融一窍不通，我差点就被一个朋友介绍去当兵了，那时候正在等着通知。我到他们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衣着体面，每个人看上去都很迷人。我告诉他我对那里的好感，他对我说，那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工作呢？我说，先生，我连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我当时确实很鲁莽。但是他人特别好，说不管你能做什么，我希望你能来我公司做。我坐在那里，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我从未做过生意，从未学过经济学，我甚至看不懂财务报表，完全不够格。但他说他之所以选中我，是看到我身上有种可塑性。他希望公司的氛围充满活力、井然有序，而我描述的感觉契合了这一期望。后来我们成为了至交。所以说生活中充满了你预料不到的事，关键是要乐观地想问题，并且愿意接受拒绝。在美国，你可能被拒绝很多次才会成功。
《商务周刊》：您是如何把那些最聪明的人招至你麾下，并让他们努力工作的呢？
施瓦茨曼：说服一个人加入到你的团队就像你跟一个人约会一样漫长。要说服她跟你约会，首先你要约她，然后是发挥你最大的魅力去吸引她，你要想为什么是你能约到她而不是别人，你要列出你的优点。拿黑石来说，我们对员工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我们能为员工的个人发展提供机会，我们爱惜人才，等等。告诉他们这些之后，我想你就可以放心地穿上外套约她走了。这就是黑石对吸纳人才的理解。就留住人才这个问题来说，我在耶鲁大学的企业课程里学到，整个世界的职业流动性会越来越大，很多员工工作没几年就会离开。但是黑石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我想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薪水太多了吧，我们确实没有人才流失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比能让一个人得到充分发展更让人兴奋的事了，除了付给高额的薪水外，黑石能让员工的才能和天赋得到充分发挥，让他们体会到在黑石工作是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他们自然就不会离开了。
《商务周刊》：您能否总结一下黑石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施瓦茨曼：我想有两点，一是我们聚集了一批这个行业最聪明的优秀人才，大家一起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贡献各自的能力和智慧; 二是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我们在PE这个行业方兴未艾时便参与进来，没有错过这个行业每一次大的机遇，也幸运地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时刻。 华尔街的中国肖像
华尔街永远穿着灰斗篷，目的就是不能让人知道斗篷下藏的是手枪还是玫瑰 掮客之王
像任何一位老派的华尔街大亨一样，微微驼背的史蒂夫・施瓦茨曼缓步走上演讲台，与热情洋溢介绍他的钱颖一擦身而过的瞬间，突然用那只经常与小布什搂肩搭背的肥厚大手，从后面轻轻勾了勾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兼耶鲁校友的手指。
新加冕的“华尔街之王”的这个举动，不经意间把自己与清华大学这所目前中国政界最强势“孵化器”的精英群体拉得格外亲昵。当他俏皮地向台下的MBA们开自己语言能力的玩笑，当他看到自己对壮阔雄伟的世界并购市场前景和黑石野心的布道让青年才俊们如痴如醉，显然很得意于自己又与中国的未来做了一笔“big deal”。
事实上，10月底他的中国行程中还有一件正在紧锣密鼓操作的生意――与中国蓝星集团公司联手2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农用化学品生产商Nufarm。今年8月黑石集团突然出手6亿美元收购蓝星20%的股份。如果联想到蓝星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品进出口商中化集团，以及中化集团背后的“婆婆”国资委，那么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帮助中化集团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版图扩张，同时准备首次全球私人股权公司与中国内地央企的联合大宗海外收购，实现国资委的“借船出海”。
“黑石在中国市场并非捷足先登，但对投资的理解和对中国机会的把握，凯雷、KKR、TPG或者龙星等PE难望其项背。”中国银行一位高级战略分析人士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对这个似乎横空出世的“资本掮客”流露出颇带醋味的敬意。
的确，仅仅半年时间不到，黑石就在中国完成了两项顶级交易：其一是今年5月中国政府购入黑石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其二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今夏向英国巴克莱集团投资135亿美元，黑石在此交易中充当了顾问角色。
这位曾在华尔街有过10年从业经验、并与黑石集团打过交道的中行“海归”，将黑石行动的剽悍，归因于施瓦茨曼对中国资本弱点的充分理解，和对“政商精英圈子”的无比信仰。他说：“当外汇储备以每天14.6亿美元的速度涌向外汇管理局时，急切地‘走出去’就成了中国资本难以遏制的冲动。至于‘圈子’，与同窗小布什结下的近40年友谊已经很清楚注解了施瓦茨曼的根基。”
“什么叫生意？生意就是金钱游戏: 什么叫大生意？大生意就是和大人物玩的金钱游戏。”他意犹未尽地告诉《商务周刊》，一辈子只爱“big deal”的施瓦茨曼，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政商圈子延伸到了大中华，“当凯雷苦苦等待商务部签发并购徐工的判决书时，施瓦茨曼能在短短20天内拿到还处于筹备中的中投公司30亿美元的投资大单，已经说明黑石在中国要做的就是大生意。”
但信息不对称之下，大生意很容易变成“单赢”。一位知情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在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入股黑石的过程中，作为施瓦茨曼的大中华圈代理人，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的跳水女皇伏明霞的丈夫，并没有向与之商谈的中投公司高层提示黑石上市面临的政策风险，特别是面对美国众议院的调查和审计，以及可能的税率调整。中投公司在其第一笔海外交易中已经账面损失了4亿美元。
令人失望的还包括，黑石集团刚刚上市，施瓦茨曼就食言自肥，与曾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合伙人彼得・彼得森卖掉了持有的相当部分股票，获得5亿多美元的收益。随着他们出售股票，黑石集团的股值下跌至25美元。
“中投公司为这笔在他们看来属于合法，实为黑石集团高层操控的交易买了单，现在浮亏达到22%。”他说，“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开玩笑说，香港人并不一定都有一颗‘中国心’。”
无独有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直声称“比黑石更好的私募股权基金难找”的一位中投公司高层，终于在9月份也承认，“黑石交易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牛头犬”与“大马哈鱼”
不管这笔交易合不合算，是黑石撬开了中国资本“水库”的闸门。而“水库”中自亚洲金融危机后10年繁育下来“膘肥马壮”的国有金融机构，开始频繁出席海外资本巨头们举办的金融并购盛宴。
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30日披露，中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在积极入股美国私人股本集团，并与凯雷、TPG和KKR等公司就入股事宜进行了初步谈判。此前，市值超过花旗的中国工商银行已达成协议，将以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20%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中信证券宣布入股陷入困境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英国巴克莱资本与国开行在大宗商品领域结盟，向中国企业提供能源、贱金属和排放领域的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机构进行海外组合投资，是因为它们需要获取更高回报，分散国内市场的风险，同时减轻巨额资本流入给金融系统造成的压力。”瑞银(UB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国有银行并非真的是政府推向门外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推动力量还是来自企业自身”。
对渴求中国生意的全球投资银行而言，它们过去追逐的海外股市上市目标现在正在成为宝贵的并购客户。“交易中间商纷纷向中国公司大献殷勤，这并不奇怪。它们拥有大量现金，是市场中的有钱人。”JP摩根中国证券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兼董事长李晶认为，这是“‘郎有情、妹有意’的买卖”。
然而，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令人吃惊地缺乏全球经验。比如，社保基金与美国私人股权公司的谈判出乎一些市场观察人士的意料。银河证券高级分析师田书华向《商务周刊》表示：“在欧美次贷风暴下，没有预料到全国社保基金会进行规模巨大的低流动性投资。”
在他看来，大量的中国资本仍然属于“笨钱”，像洄游的大马哈鱼一样，只顾拼命往外挤。因此，对看中中国生意的资本掮客们而言，“中国大鱼”们的“走出去”战略，充满了商机。
或许正因如此，一贯以直言不讳著称的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近日宣称，自己“对高盛公司前CEO保尔森为何能变身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决策人物这一点丝毫不用奇怪”。原因很简单，在彼得拉斯的权力精英研究中，保尔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华尔街有关，一直力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更大开放。无论是在他执掌高盛期间，还是在其作为美国经济政策主管的今天，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已经成为华盛顿经济政策和华尔街大亨们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
今年61岁的保尔森在伊利诺伊州巴灵顿一个农场长大。1 米 86 的他，24岁就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很像年轻时的切尼。”保尔森的好友说起他的早期华盛顿岁月不无赞叹，“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
1974年加入高盛，1999年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天才推销家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赢利从未跌出前三。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在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公布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保尔森高居榜首。
2006年，小布什总统为了延揽保尔森入阁，给予了保尔森比前两任财长斯诺及奥尼尔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实质权力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平起平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位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的“中国通”。
让华盛顿和华尔街精英们着迷的是，面对中国，保尔森并非只是一位单纯的财政部长或高盛前掌门。他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2000年，他受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基的邀请，出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支持好朋友约翰・桑顿辞掉高盛首席运营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掌教鞭。从1990年代初起，保尔森每年数次往返中国，共计不下70次。
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2006年9月19日，履新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公开宣称，将把自己首次财长身份的中国之行第一站，安排到杭州拜访“老朋友”习近平。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人们不得不叹服，这是世界金融界最精明的天赋和眼光。
“发酵”的三部曲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顶住了美国要求取消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限制的压力。但考虑到欧美企业在中国数量的增多和作用的加强，在中国彻底取消这些限制并非很遥远。中国也取消了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私人企业的限制，使得外国资本进入到一些关键领域。今年头5个月，外国银行的收益增长了40亿美元。
中国政府还对企业以外国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形式进行海外扩张、并购和投资放开了绿灯，并开放合资证券市场，取消配额，同时允许股票价格和利率按照市场规律制定。与此同时，2006年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瑞士银行进入中国投资银行领域，并在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迅猛增长中获益。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促进着中国市场的“发酵”，并按照“三步走”的进程扩大自己的中国影响力版图：
第一步，获得中国对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次级部门开辟滩头阵地，同时伴随着美国私人投资资金获得投资的更大自由化;
第二步，把美国的金融巨头引入到中国巨大的内部存款渠道，让其投资于本地的制造业、商业、技术和金融部门，从而对中国各战略经济部门形成切实影响；
第三步，通过企业并购一旦获得了对中国经济施加金融压力的能力，就直接为更多的资本利益服务和施压……
“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和起诉的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那位中行的“海归”人士毫不避嫌地用“阴谋论”的判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政客手中的谈判工具，以便让中国在开放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谈判中向华盛顿和华尔街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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